“老革命”夫妻的“红色遗愿”:临终前缴纳4万元特殊党费

发布日期:2020-07-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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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七一”前,刘明收到了两张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开出的收据。这是她的父母、党龄加起来共138年的刘玉龙、张俊德夫妇在病危之际缴纳的4万元特殊党费的见证,更是他们以心许党、以身报国的人生缩影。

  革命战争年代,夫妻俩保家卫国、九死一生;新中国成立后,夫妻俩听党指挥、投身“三线”建设和改革开放建设大潮;临终之际,夫妻俩再三叮嘱儿女,一定要替自己完成缴纳特殊党费的遗愿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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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图为刘玉龙、张俊德夫妇年轻时的合影。

  临终遗愿:再为党尽份忠心

  “感谢你们,把我父母的心愿圆满实现了。”接过两份党费交纳收据,刘玉龙的三女儿刘明泣不成声。

  刘明回忆,2018年8月的一天,父亲将她拉到病床边嘱托,“替我交两份党费,算上你去世3年的母亲,我昨晚梦到她了”。

  父亲的话,并没有让她感到意外,因为这样的念头早已在心底生根发芽。“他年岁已大,感觉时日无多,也不能为国家做什么贡献了,就想着交党费,再为党尽份忠心。”她说。

  这是两位“老革命”的一片丹心。1925年4月21日和1931年12月11日,刘玉龙、张俊德分别出生在山西武乡和山东平度的农村,年纪轻轻就参加革命,见证、亲历祖国在党的领导下从贫穷苦难走向繁荣强盛的全过程。

  2019年5月,刘明代表过世的父母,郑重把4万元特殊党费交到父母所在单位的中建三局党委组织部。随后这笔党费被转交湖北省国资委,再上交中央组织部。受疫情影响,两份收据近日寄抵武汉。

  而早在2015年9月30日和2018年8月29日,张俊德、刘玉龙已先后长眠于世。遵照遗嘱,他们的丧事一切从简,不摆花圈,不开追悼会,只做了简单的告别仪式。

  他们的老同事,中建三局原局长洪可柱说:“刘玉龙、张俊德夫妇用最朴实的行动,践行了一名老党员红心向党、一心为党、终身许党的信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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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图为夫妻两人的军功章。

  一片丹心:从不向组织提要求添麻烦

  刘玉龙曾参加平汉、陇海、定陶、滑县、淮海、渡江等14场战疫,荣获豫苏皖第二军分区一等工作模范、渡江三等工作模范、军部工作模范等荣誉,其个人事迹被收录至工人出版社出版的《开国将士风云录》第二卷。

  生前,在刘玉龙的左小腿上,有个深深凹陷的弹孔,一道贯通伤疤触目惊心。“一生低调谦卑的父亲,很少提起这枪伤的由来。”刘明说。

  查询老档案得知,刘玉龙是在解放战争中期负伤的。1947年2月,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攻打处于豫皖苏三省交界处的亳县(今安徽亳州),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“拉锯战”。当时任六纵十八旅五十四团队务参谋的刘玉龙,在前线观察敌情时不幸被流弹击中,子弹贯通小腿,打断了他的脚踝。战友们把刘玉龙送到后方的豫皖苏医院,虽然捡回一条命,但落下了伤残。

  和丈夫刘玉龙一样,张俊德也是“老革命”。14岁时她成为山东胶东西海区小文艺兵,17岁调入胶东南海医院药剂室任药剂员,18岁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二院当护士……从一个“孩儿兵”,变成救死扶伤的刚毅战士。

  “父母曾不止一次教导我们,没有党就没有我们这一家子。”刘明说,父母常说,在战争年代,党指到哪就打到哪,在和平时期,党叫干啥就干啥。从华北到华东、从华东到西南、从西南到华中,刘玉龙、张俊德夫妇5次跨省调动,40多次岗位变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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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图为刘玉龙、张俊德夫妇。

  1952年6月的一天,一纸命令,刘玉龙从解放军五兵团16军48师司令部奔赴建工部西南工程局六处工作。1965年7月,刘玉龙又接到去建工部第三工程局(中建三局前身)任职的命令,一家五口从昆明赶赴攀枝花。

  家越搬越远,条件越搬越差。刘玉龙给子女们做工作:“军人四海为家,一定服从组织安排。”

  直到1973年7月,刘玉龙一家人随企业搬往武汉。在刘明的记忆中,虽然父亲是企业高层领导,但家里生活一直节俭,父母甚至连上世纪50年代的牙缸、饭盒都舍不得扔。

  作为革命军人,刘玉龙可申报革命伤残军人症,领取相应补贴,但他放弃了。“他常说我们生活已经足够好,要为组织多着想分忧,不提要求添麻烦。”刘明说。

  夫妇俩对自己苛刻,对国家则常常慷慨解囊。1998年特大洪水捐4000元,2008年汶川地震捐6000元,2010年玉树地震捐6000元……

  自1985年12月离职休养后,刘玉龙发挥余热,连续11届担任中建三局离退休支部书记。党的十九大开幕当天,卧病在床的刘玉龙让家人把他抬到客厅,从头到尾聆听了总书记的报告。(中建三局供稿)